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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丘树宏:岭南文化何以堪称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

  中新社广州1月3日电 题:岭南文化何以堪称中华文明的重要一脉?

  ——专访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丘树宏

  中新社记者 方伟彬

  广东是文化沙漠?这种说法好像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丘树宏对此有不同看法。

  日前,丘树宏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解读岭南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贡献,并结合当下探讨了岭南文化在未来还能有哪些探索和尝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岭南文化对中华文明有哪些贡献?

  丘树宏:在我看来,自公元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至今,岭南文化对中华文明有过六大贡献,包括:以赵佗文化为代表的海洋文化贡献;以六祖文化为代表的佛教文化贡献;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为代表的族群文化贡献;以孙中山文化为代表的近代文化贡献;以中共红色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贡献;以改革开放文化为代表的当代文化贡献。

广东广州广府庙会民俗文化巡演上的沙湾飘色表演。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南越武王赵佗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丘树宏: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任嚣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统一了南越。任嚣担任南海郡尉,赵佗为龙川县令。不久,任嚣病重而殁,其时秦二世当政,中原动乱,任嚣委托赵佗接任南海郡尉,并交代赵佗自立为王,以保住岭南不受战火涂炭。赵佗实行“和辑百越”,将南越治理得很好,为汉朝保住和提供了一方偌大的疆土。

  本人从2015年开始关注赵佗,并开始赵佗题材的文艺创作。我在2016年主创并于2017年开始公演的大型交响史诗《南越王赵佗》中,用三句话评价赵佗:中华统一英雄、岭南人文始祖、海上丝路先驱。

广东广州,大学生扮演的南越王卫队首次亮相羊城闹市街头。陈骥旻 摄

  赵佗在传播中原文化的同时,又将异域文化和海洋文化、航海技术等带进岭南,从另一端即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岭南文明。史书记载海上丝路起始于汉代,可以推断赵佗很早就已经与异域有了交往,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墓中发掘出土的大量异域文物,更印证了上述看法。

  从秦代开始,尤其是汉代之后,整个岭南完全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疆土;岭南文化以其独特的内涵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和完善了中华文明;岭南以其面向海洋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中国与海外联系融通的重要通道和前沿。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的广东粤剧院,网络直播粤剧经典剧目《一把存忠剑》。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赵佗之后,岭南出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六祖惠能,他对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哪些贡献?

  丘树宏:六祖惠能大师,俗姓卢,与赵佗一样祖籍河北,是名门望族“范阳卢氏”之后。24岁闻《金刚经》开悟而辞母北上湖北黄梅谒五祖弘忍,以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法偈得五祖认可,夜授《金刚经》,密传禅宗衣钵信物,为第六代祖。

  六祖惠能大倡顿悟法门,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用通俗简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琐的义学,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南宗禅,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六祖惠能的思想,集中体现于《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惠能将佛教中国化、民间化,以一种六祖文化为中国以至世界的佛教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谓厥功至伟。

  中新社记者:族群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包含了哪些要素?各有什么特点?

  丘树宏: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形成的族群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中华文明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中也有一定地位。

广东省汕头市,英歌舞表演。陈骥旻 摄

  广府文化即广府民系的文化,是粤语地区之中的一个地域文化,指广东珠三角广府地区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的文化,范围是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以及周边的粤西、粤北部分地区。粤语地区的地域文化还包括广东粤西地区的雷州文化、高凉文化和广西地区的桂系文化。广府文化形成于广州府地区,又流行于广东、香港、澳门、广西东南部以及海外粤语华人社区。

  客家文化是指客家人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客家人聚集地长期形成的风格独特的文化。客家文化是客家族群认同的纽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文化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源自中原汉人南迁时自身所保留的唐宋时期的华夏文化和中原文化,完整保持了汉族人的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

  潮汕文化,隶属于岭南文化,广东三大文化之一,是汉文化的子文化,是古中原文化的遗存,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传承过程中不断发展而形成的汉文化。潮汕文化是潮汕人(潮汕民系)创造的文化,有中外文化兼容的特点,特征是以海洋文化为主。潮汕文化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带有中原文化的某些特点,贯穿于潮人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广东潮州载阳茶馆里的潮剧表演。陈楚红 摄

  岭南的三大族群文化,及其衍生出来的华侨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奇迹。中国公民移居国外的历史源远流长。唐宋以后,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对外贸易的扩大、交通的发达,移居国外的人数急剧增多,他们多被居住国的人民称为“唐人”,后来统称为华侨。

  中国人在近代大规模向海外迁移的同时也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异域,在侨居地形成以中国为认同取向、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核心,同时兼容吸收异域文化的华侨文化。

  在中国文化地图上,华侨文化形态独特,它形成于异国他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住在国,又将异域文化带回祖(籍)国,反哺家乡,集中体现为敢为人先、爱国爱乡、团结奉献、追求民主富强的文化特质。华侨反哺家乡的过程同时也是输入异质文化的过程,这就构成了岭南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青年在广州东坡晴川苏公祠里舞狮。陈楚红 摄

  中新社记者:《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如何概括孙中山文化?

  丘树宏:孙中山先生既是一个政治符号,也是一个精神符号、文化符号。

  “孙中山文化”应该包括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与理论体系、经济思想与社会主张、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以及以上三方面所蕴含的文化元素,更包括孙中山的文化思想、文化成果和人文遗产。

  “孙中山文化”的特质是,它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灵魂,既领导和印证了近代中国的文明进程,还将继续印证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走向。前者是它的历史意义,后者是它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具有厚重的世界性和人类性价值。

  中新社记者:广东是中国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之一,红色文化对现代文明产生了哪些影响?

  丘树宏: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广东就是中国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更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圣地。

  广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早、影响最广泛深入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诞生地、工人运动的始发地以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这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较早传播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人文环境。

  广东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广东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杨匏安在华南最早推介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在广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创建。1923年4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驻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共合作方针。

广东省广州市,纪念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陈骥旻 摄

  中新社记者: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这里产生了哪些新的文化?未来可以进行哪些新的探索?

  丘树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广东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广东特点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

  2018年,广东省委作出“1+1+9”工作部署,奋力开创新时代广东各项工作新局面。2020年,广东全面完成精准脱贫攻坚任务,全省161.5万相对贫困人口和2277个相对贫困村全部达到脱贫出列标准;2021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超12万亿元人民币,连续33年居全国首位。随着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东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广东广州广府庙会民俗文化巡演上的“五仙赠穗”表演。陈骥旻 摄

  广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沃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广东自始至终担当了试验田和排头兵角色。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广东率先在企业管理、价格、财政、基建投资、股份制、金融、外贸等方面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广东“先行一步”的生动实践和丰富经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擘画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推动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建设,更推动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完)

  受访者简介:

  丘树宏: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市政协原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中国信科陈山枝:应将“5G兼容、6G融合”作为我国卫星互联网技术路径******

  光明网讯(记者 李政葳)1月6日,在由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北京信通传媒·通信世界全媒体承办的“2023ICT行业趋势年会”上,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科技委主任陈山枝表示,面向6G、星地融合并以用户为中心的弹性可定制网络将助力6G实现全域覆盖、场景智联。

  无线移动通信系统十年演进一代,从4G改变生活,到5G改变社会,网络覆盖逐渐向行业应用延伸。“当前4G和5G等陆地移动通信系统在行业应用中有一定局限,面对行业应用的广域与空间覆盖稀疏性和分散性,卫星移动通信大有可为。”针对星地融合发展,陈山枝提出三大趋势:

  一是卫星与地面蜂窝系统由竞争转变为互补。随着移动通信走向万物互联,人类活动空间拓展、环境监测、军事应用、行业应用等需求强盛,引入卫星通信能够更好地满足通信需求。借助卫星通信,城市与乡镇通过基站覆盖,发挥容量和规模成本优势,实现海量接入;偏远地区与海洋通过卫星覆盖,发挥覆盖优势,可以节省建设成本。因此,以较低成本构建卫星互联网,作为5G/6G地面覆盖的补充,形成星地融合组网,可支撑多样化的服务和应用。

  二是卫星互联网与地面蜂窝系统体制走向融合。传统卫星通信技术体制多、不兼容、产业规模小、成本高,无规模经济优势。近年来,业界纷纷开展基于5G体制的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探索,比如,ITU开展了下一代卫星通信相关研究;3GPP开展了NTN(非地面网络)标准制定;ETSI Set 5G联盟开展了融合网络研究工作等,有效规范了卫星互联网发展标准化,促进了卫星通信与蜂窝通信在体制上的融合。

  三是不同需求有不同组网模式。针对不同应用场景,星地融合系统具有灵活的组网模式可以解决相应问题,适应不同场景需求。采用透明转发的独立组网模式与地面互联互通,可应用于技术复杂度低、建网成本低的场景,助力解决中继通讯的问题;采用高频段星上处理独立组网模式与地面网络互联互通,适合大容量高速数据传输,适用于车载、机载、船载或者固定接入通信。

  “鉴于低轨卫星通信与地面蜂窝通信的差异,星地融合也面临诸多挑战。”陈山枝认为,星地融合还需要在信道建模、链路预算等基础问题,透明转发、星上处理等网络架构,传播参数、信道设计等物理层关键技术,移动性管理、用户面协议等高层关键技术等方面进行攻关。

  对于星地融合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认为,星地融合演进路径:从5G体制融合走向6G系统融合;6G星地融合关键技术:实现卫星与地面蜂窝通信有机融合。

  陈山枝建议,应将“5G兼容、6G融合”作为我国卫星互联网的技术路径。

  其中,5G兼容(体制融合)抢占先机、奠定基础,以5G技术为基础,根据卫星链路等差异化,针对性修改和优化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最大程度复用5G技术,并利用5G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实现差异化竞争优势。

  6G融合(系统融合)达到全球引领,实现陆地移动通信和高中低轨卫星通信的有机融合;形成卫星与地面蜂窝通信的统一空口、统一接入、统一认证方案;支持终端在星地间无缝切换,跨运营商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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